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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企业竞争国际化，要求加强反垄断国际合作交流。国际垄断行为导致市场扭曲，抬高进入壁垒，部分国家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抬头，也加剧了对市场竞争的破坏。同时，竞争规则在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，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执法也越来越成为自贸协定的重要议题。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反垄断国际交流合作，共同维护国际市场公平竞争；加强多双边竞争议题的磋商，为保护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成果提供规则保障。

二是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，要求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保护消费者权益，是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监管的重要方向和最终目的。这就要求通过加强反垄断执法，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、选择权、公平交易权等各项权利，提升满意度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一季度互联网车险业务占比互联网财险58.16%，同期下降9.11个百分点。受到商车费改的影响，互联网车险在业务规模上出现了缩水，且随着费改的深入，预计保费规模将进一步下滑。不过，业内人士认为，相比保险业发展成熟的海外市场，国内互联网车险业务占比这一数字仍在相当乐观的范围内，规范业务所造成的规模缩水正是挤压泡沫的过程。商业车险费率改革进程中的产险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市场份额进一步向具有品牌、资源、成本、服务优势的保险公司集中。

当日华为还面向全球发布了搭载“巴龙5000”的无线路由器“5G CPE Pro”。华为消费者业务IoT产品线总裁支浩介绍，部署一个光纤宽带的节点大概需要2000美元，而使用华为的无线路由产品，成本是十分之一。华为5G手机也将处于“率先”状态。华为常务董事、消费者业务集团CEO余承东24日表示，2月下旬在巴塞罗那举行的2019世界移动大会期间，华为将发布搭载“巴龙5000”的5G智能手机，这将是一款折叠屏手机。

所以不得不试想，如果说按照这样一种理解去谋划下一步的改革方向，分税变成了分钱了，我们的改革是不是有回归旧体制的这样一种风险？谈到旧体制，一定要问，在实行分税制之前，我们实行的什么体制？1994年之前，大概从大的方面归类是三种，第一种总额分成，就北京一年财政收入一千亿，当时规定30%上交中央，70%留给地方，这叫总额分成。精细化一点叫收入分类分成，这种分摊太模糊、太粗放，税收收入怎么一种比例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怎么一种比例，其他收入怎样一种比例，按类来分了。后来进入到改革之后，1978年到1994年之间搞了各种各样的包干制，最典型的是绝对式包干，北京上缴中央500亿剩下都是自己的，那时候有一句话，交足中央的，剩下都是地方的，但是不管怎么一种方式，它的实质内容是分钱，是分的财政收入结果，而不是分的财政收入的源泉，分税制相对于分权制最大的变化，变事后分为事前分了，变分成果而分要素，是这么一种改革办法。

六、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（十五）完善生态文明制度。落实生态环境保护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，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，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，对违法行为“零容忍”。构建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生态文明评价考核体系，探索实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制度。完善环境信用评价、信息强制性披露等生态环境保护政策，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。深化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改革，创新高度城市化地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利用模式。